汉语拼音 60 年：是什么助推了汉字的拉丁化，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何改变？
这一切，还是需要从“如何让每个中国人用上计算机”开始说起。
假设有个人于 1964 年出生在中国南方，他（姑且假设是他）在小学一年级学到了汉语拼音，并借此了解了普通话的读音。在之后 30 年时间里，他很有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使用拼音，直到 1990 年代。
这个人被委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，相比新技术，文件里的各种新名词成了真正困扰他的东西。在编制文件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这些字到底怎么写，比如同事告诉他“混凝土”这个名词被缩写成了一个读音为 tóng 的字。
在单位的公用电脑上，他一个键、一个键地敲下了 tong 这四个字母。找了一番之后，他看到了“砼”这个字。
拼音当时是非日常的存在，可能要等到儿女送他第一台电脑，这个“60 后”才会被迫逐渐回忆拼音的规则。再等到他有了第一台可以手写的智能设备，他终于不必费心回忆各种字的读音——他回到了汉字的输入方式，但依然困扰于前后鼻音以及平翘舌音的区分。
不过对于他的儿孙来说，拼音的应用就完全不同——尤其是最年轻的一代，拼音是如此日常，以至于有个叫“手癌”的词专门形容输入失误。
2018 年 2 月 11 日，汉语拼音迎来 60 周年纪念。它在创立之初被设定为“汉字的注音工具和普通话的推广工具”，但在个人计算机以及智能设备的普及之下，变成了人们在虚拟世界交流的主导性存在。
汉字最近一次危机发生在 1970 年代。在电脑刚刚诞生的那些年里，如何让中文能够与电脑匹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五笔的发明者王永民认为：“当电脑进入中国的时候，中外人士曾有一大困惑——成千上万的汉字，能够进入只有 26 个字母键的计算机吗？那个年代，国内外报刊上登出了‘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，是拼音文字的助产士’的文章，宣扬汉字‘走进了时代的死胡同’，该‘寿终正寝’了。”
五笔输入法解救了这个局面，但很快让位于拼音，后者一直主导至今——事实上远超“主导输入法”的意义，如果你的生活中很少用到纸笔，你会发现输入方式已经完全拉丁化了。而这个情况正在越来越普及。
换句话说，中国的表意表形文字对于书写者来说，已经让位于拼音拉丁化的环境——当初反对汉字改革的那些学者的担忧似乎正在成为现实。
这一切，还是需要从“如何让每个中国人用上计算机”开始说起。
1、为何五笔先于拼音得势？
五笔由汉字校对照排机研究员王永民历经 5 年、于 1983 年发明。这种技术通过拆分汉字的字形，并与键盘上的拉丁字母配对，三个拉丁字母就能够输入一个特定的汉字。在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之后——国家科委、国防科工委都曾发文要求推广五笔输入法——五笔成了当时一代人最先学习的汉字输入法。许多人报名电脑培训班，其中一课就是练习五笔打字，人们需要熟悉键盘旁贴着的表格，上面标明了字形和按键的对应。
王永民曾经在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回忆发明五笔输入法的过程：“汉字的读音只有 400 多种，要对应成千上万个汉字，用拼音输入是‘输入容易找字难’。”事实上，重码问题也被公认为是早期拼音输入法的最大劣势。
从汉字的角度来看，能够将不同汉字区分开来的特征也就是字音、字形这两种。拼音在当时无法提高输入效率，而且，从字形入手来解决汉字输入问题，还有另一个更加直观的理解——输入汉字就像是在写字，这样似乎更加贴近中国人的书写习惯。
“我国东汉文字学家许慎，早在一千九百年之前，就指明了突破口。他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对汉字作了综观全局的分析，揭示了汉字构造的内在规律，他说‘独体为文，合体为字’。他认为，成千上万的汉字，都是由 500 来个基本的独体字，像搭积木那样拼合构成的。这些独体字叫做‘文’，再由‘文’拼合而成者，谓之‘字’。‘文’只有几百个，而‘字’可以有几万个。”王永民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回忆。
不过，最早通过拆分字形来实现汉字输入的人并不是王永民。1976 年，台湾人朱邦复就公布了他的形意检字法，两年后蒋纬国用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造字史官“仓颉”为其命名，即仓颉输入法。
朱邦复 1937 年出生于湖北黄冈，战乱中随父亲迁居台湾，此后辗转巴西、美国等地，并在 1973 年回到台湾。朱邦复自称自己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字形来实现汉字输入：“因为在我多年的研究中，发现了文字的基本因子：对输入而言，是为字码；对排序则用字母；辨识则利用基本形及位置；字形可以靠笔形的比例组合。”
另一种在 1990 年代流行的通过拆字完成汉字输入的则是郑码输入法，由中国文字学家、《英华大词典》主编郑易里发起，后经其女儿郑珑所完成。1989 年，郑码输入法申请专利，之后也被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接纳为内置输入法之一。
“早期的拼音输入法不是很成功，这就给了其他输入法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。”在《数学之美》一书中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吴军这样写道，“各种输入法的专利到 1990 年代初已经有了上千种，以至于一些专家认为中国软件业之所以上不去，是因为大家都去做输入法了。”
大量专业性的输入法占领市场，其中最成功的自然还是五笔。当时的各家公司都有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职位，五笔打字员，用以将手写的文件输入成电子文件。
吴军认为，五笔的成功并非因为五笔本身有多么出色。他从数学信息论的角度进行分析，得出结论，理论上只要敲击三下键盘，就能够输出一个汉字。“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暂时胜出，并不是因为他的输入法更合理，而是他比其他发明者更会做市场而已。”
吴军甚至相信类似于五笔这样的复杂输入法有天生的缺陷。他引用实验结果称，使用这类复杂输入法的人，在脱稿打字时的速度只有看稿打字的四分之一。“在使用这些输入法时都要按照规则临时拆字，这个时间不仅长，而且在脱稿打字时严重中断思维……因此广大中国计算机用户对于这一类输入法认可度极低。”
从初学五笔，到能够每分钟输入 80 到 90 个字，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。而在使用五笔的过程中，如果不是对着现成的文稿打字，也很容易就切换到拼音输入法。这似乎印证了吴军的观点，思维通常是以语音的方式进行的。要将思维对应到汉字字形，再使用五笔输入法输入电脑，这整个流程并不直观。
2、到底是什么阻碍拼音成了主流输入法？
答案是内存。
1995 年诞生的智能 ABC 输入法算是早期最容易使用的拼音输入法，但它其实仍然十分笨拙。输入对应的拼音，敲击空格，会弹出一个庞大的字库。由于词频预设不佳，因此使用者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寻找需要的字。而当碰上 shi 或者 zhi 这样能够对应大量汉字的音节，则更让人崩溃。因此，在当时很多人使用拼音输入法时，采用的都是输入词组的方式，例如当需要输入“雅虎”一词时，会输入“典雅”和“老虎”，再将不适用的字删去，但这仍然不是一种高效的输入方式。
1999 年 12 月，由考拉拼音发展而来的紫光拼音正式发布。紫光拼音则直接将“雅虎”一词加入内置的词库当中，用户直接键入 yahu，就会跳出“雅虎”的选项。
要做到像紫光拼音这样通过词库来增加拼音输入效率，前提就必须是存储空间的扩张。1999 年主流电脑配置变成了 64MB 内存以及 6.4 GB 硬盘。这才有了紫光拼音诞生的基础。此后，拼音输入法不断更新，推出了包括模糊音（帮助有口音的人使用拼音）、自定义字库（用户自己的常用字、词提前被输入法记忆）等多种功能，进一步提高了拼音的输入效率。
回顾最初，1981 年的 IBM 电脑内存空间仅为 4 KB，固定存储空间则依靠 5.25 英寸软盘，单张存储空间最大为 1.2 MB。由于处理空间有限，要使用中文输入法都需要外接所谓的“汉卡”，即安装有中文输入法程序的只读存储器。
1989 年，史玉柱开发出了 M-6401 桌面文字系统，并封装在一个只读存储器当中。通过外接一个硬件，汉卡帮助当时的电脑实现汉字输入和输出的功能。仅仅依靠汉卡，史玉柱在 4 个月的时间内，营业收入就超过了 100 万元。而中国最早的科技公司大多都从事过汉卡的生意，包括联想、方正，也包括王永民的王码集团。
这些隐藏在代码、芯片、和电子元件中的技术进步，对于现在大多数使用者来说都相当陌生。随着电脑硬件的进步，所有这一切都被整合进了电脑的操作系统当中，汉卡也早已被淘汰。不过，汉卡可以被看作是输入法的前身。在本质上，他们要解决的都是如何让普通人使用电脑这一问题。只不过汉卡作为一种硬件被淘汰了，而其中的程序，尤其是输入法的部分不断演进、更新。
3、当代毕昇王选
汉字与电脑兼容的问题是一个“系统性工程”，包括输入，输出等多个方面，1970 年代末陆续登场的汉字输入法解决的是输入问题的话，王选和他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解决的就是汉字输出的问题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王选被称为当代毕昇并不为过。
传统的中文印刷，采用的还是铅字排版的手段，效率低下。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是，朱邦复当时在巴西出版社工作时发现，一本英文书可以通过电脑排版、校对、印刷，整个过程仅需要 12 小时。而一本中文书选用铅字排版、校对，再到正式印刷，整个过程长达半年。这意味着中文信息传递的速度极慢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
当时，中文印刷和英文印刷最大的差异仍然是由汉字带来的。英文印刷仅需 26 个字母和若干标点符号就能完成，而中文则依赖于成千上完的汉字。与输入法面临的问题一样，当时最大的问题也就是 512KB 储存装置无法保存如此多的内容。
王选采用的方式与朱邦复的仓颉输入法、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有异曲同工之处。通过分析汉字字形，王选将汉字拆分成为规则笔划和不规则笔划，前者可以用参数表示，后者则可以用轮廓描述，相当于用另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对汉字进行编码，而不用记忆整个汉字的字形。储存这些新编码的所需要的空间仅为原本的 1/500 。再加上改进以后的汉字输出速度，王选通过激光照排技术解决了电子时代下的汉字印刷问题。
4、拼音输入的流行
手机的进化对拼音的大规模应用功不可没。
根据 2006 年《上海青年报》的报道，“由于手机市场基本被诺基亚、摩托罗拉和三星等国际巨头占据，他们使用的输入法又以美国的 T9 和加拿大的‘字源’等标准为主，其中 T9 大约占据了 50% 的市场，这直接影响了整个手机市场对汉字输入方式的需求方向。”
T9 即是通常意义上的九宫格键盘。以往，在手机上输入，需要按下对应的按键。例如要输入字母 B 就需要连续按两下 2 键。九宫格键盘的简化之处在于，只需要输入该字母所在的按键一次，程序按算法自动组成合法的拼音，从而提升汉字输入的效率。再配合短信的流行——2005 年全国短信发送量达到 3000 亿条—— T9 输入法很快帮助了拼音的流行。
而很快，智能手机的诞生将一个完整的电脑键盘安在了手机屏幕之上。至此，手机和电脑的输入法实现了合流。只要学会一种拼音输入法就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电子输入。
2006 年，搜狗输入法推出。据搜狗 CTO 杨洪涛回忆，1990 年代输入法的词库来源，是通过当时的官方媒体，从报纸上刊载的大量报道中，进行词频统计。统计出来的词库既不符合用户的日常语言，又无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更新换代，因此当用户在输入拼音的时候，仍然需要花时间从词库中挑选词汇，准确率提升有限。
搜狗的崛起正是建立在“快捷”的需求之上。其原理可以简单理解为，搜狗输入法借助搜狗搜索引擎技术将词库扩展到了极限，即整个中文互联网的内容。通过将用户输入的拼音，与整个中文互联网匹配，从而挑选出最有可能是这个用户想要的内容。
杨洪涛喜欢举的例子是，2006 年正是《超级女声》最火爆的一年。搜狗通过网络抓取，使得用户直接输入 liyuchun 就能够自动联想出“李宇春”，而不需要用户先输入“李”、再输入“宇”、最后输入“春”。通过将整个词库扩大到中文互联网，搜狗输入法逼近了吴军理想中的输入法方案，“假定有大小不受限制的语言模型，是可以达到信息论给出的极限输入速度的。”
搜狗输入法迅速成为了市面上最主流的输入法，一年内市场份额一度超过 90%。直到后来，Google、腾讯、百度纷纷开发自己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文输入法，搜狗输入法的市场份额才慢慢滑落，但始终维持在 70% 以上。
5、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汉字拉丁化的历史上来
早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，就曾经尝试用拉丁字母来为汉字注音，以便东西方之间的交流。而到了 19 世纪末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用拉丁字母为当地方言注音的《圣经》版本。西方传教士是汉字拉丁化的最初践行者。
最早明确提出汉字拉丁化主张的是晚清国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宋恕。在《六斋卑议》 中，他写道：“江淮以南，须造切音文字多种，以便幼学。”换句话说，宋恕认为相比起拼音文字，汉字复杂难学，造成文盲率居高不下，阻碍了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
从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也大多继承了这一想法，废除汉字的主张和口号也越来越激烈。瞿秋白要求：“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，必须罗马化，就是改用罗马字母，要根本废除汉字。”蔡元培也认为：“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，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。”鲁迅甚至一度发出：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的呐喊。
1918 年，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推出注音符号系统。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早期的汉语拼音，最大的区别在于注音符号基于章太炎发明的“纽文”、“韵文”系统，而非 abcd 这样常见的拉丁字母。注音符号系统历经多次修订，现在主要流行于台湾。大陆尽管在 1958 年以后用汉语拼音代替了注音符号，但是在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辞书中依旧保留了注音符号的写法。
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承了汉字拉丁化这一传统。十月革命之后，苏联发起文字拉丁化运动，并组建委员会开始研究汉字拉丁化的问题，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北方工人扫盲，以便让他们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。
1929 年 2 月，瞿秋白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，并在 10 月写成一本小册子《中国拉丁化字母》。在苏联协助修订了这个方案之后，正式于 1934 年在中共占领区和受苏联影响较大的区域进行推广。语言学家陈平在《现代汉语》一书中提到，从 1933 年到 1944 年该方案被废除之前，有 300 多种出版物（约 50 万份）使用了这样一种拉丁化的新文字。
1949 年以后，这一政策也延续下来，看到蒙古、越南、朝鲜等国将原本的文字都改成拉丁化文字之后，刘少奇要求中宣部研究这些国家的的文字改革经验，作为中国文字改革方案的参考。毛泽东也要求“文字必须改革，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”。
当然，也不乏反对的声音。考古学家、甲骨文研究者陈梦家是最早、也最知名的反对者。1957 年，它发表《慎重一点“改革”汉字》和《关于汉字的前途》，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，以及实行汉字拉丁化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陈梦家很快被打成右派，最后在文革中自杀身亡。
不过，中国共产党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。 在何伟的《甲骨文》一书中，他引述周有光的话，认为这是斯大林影响了毛泽东。
“那时，毛泽东很敬重斯大林，把他当作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。他告诉斯大林，中国将要进行文字改革，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。斯大林跟他说：‘你们是个伟大的国家，你们应该有自己的、中国式的文字。你们不应该只是使用拉丁字母。’”
中国共产党的确放弃了完全将汉字拉丁化的设想。1958 年，语言学家周有光与他的团队发明了汉语拼音系统，这个时间甚至比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计算机，即 1981 年的 IBM PC 要早了 20 多年。
同年，在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》中，周恩来写道：“首先，应该说清楚，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，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。”这一说法后来成为了拉丁字母和汉字之间界限的官方标准。
2018 年 1 月 14 日，Google 将封面换成了周有光，纪念他逝世一周年。
Google 纪念周有光
6、为什么很多字你认识，但你并不会写？
吴军这样形容汉字输入从拼音、到字形、再到拼音的过程，“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一种升华”。
事情或许并不只是“升华”这么简单。
现在中国人用拼音识字、在电脑上输入拼音以显示汉字，但在阅读和手写的过程中，汉字仍然是唯一的媒介。没有人能仅仅通过阅读拼音来理解一篇文章，也没有人会将拼音作为书面交流的工具。
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折中的局面。留恋传统文化的人会因此感到庆幸，至少在书写的时候，中国人使用的还是传统汉字。而对于一门心思相信拉丁化会让我们更接近于全球文化的人来说，如今拼音文字除了让我们开始学习汉字的时候减少了很多麻烦，它还成了我们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“手癌”成为了网络热词，特指那些用输入法打字过快，以至于没有发现当中出现错字就发送出去的行为。
许多人依然可以辨认汉字的偏旁部首，有些人会猜测一个陌生字的读音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如果他不认识字，但会念，在输入法里找到这个字的可能性极高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拼音的文字学习功能被放大了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可能会越来越不在意某个字的具体写法。
这导致的结果就是：很多字你认识，但你并不会写。
举例来说，打出秦始皇的名字“嬴政”很简单，但不少人不会在意“赢”、“嬴”、“蠃”、可能还有“蠃”的差别。而“饕餮”这两个字，可能你早就不会写了，但在它们出现的时候，你知道它代表贪吃，你恰好知道怎么念，你直接打出 taotie 这串字符，这两个字也就出来了。
但这种拼音化显然也不完全。当 “zhi he bi z nide shh zho yj jians dao jiej yu wu，nide yuy ken yj js zg yzi l ”这样一串文字出现的时候，你会一头雾水。不过，当你将这串文字输入电脑中时，可能输入法就会告诉你这样一句话：“纸和笔在你的生活中已经减少到接近于无，你的语言可能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。”
许多人也有这样的体验：在写文章的时候，输入法的联想功能往往会出其不意改变用词习惯，而纸笔书写并不会这样。输入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，这些选择往往最初并不在写作者的考虑范围之内。
2002 年，牛津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就在人的认知过程中，拼音与汉字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。在扫描了人的大脑之后，他们发现在阅读拼音和阅读汉字的时候，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。他们因此假定，拼音和汉字在神经生物学上，会激起人类不同的认知反应。
王永民和朱邦复近来频繁将汉字与中华文化勾连在一起。王永民在《求是》杂志的文章写道：“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之根，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遗产，怎能丢弃不用呢？汉字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
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这样的讨论多少显得有些无关紧要，除了报章上偶尔会出现的“提笔忘字”的讨论，没有多少人会去操心这个事情。当初对拉丁化鼓与呼的人，可能发现“梦想”已经实现了大部分。
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，当科技再次发生演变的时候，拼音还能保有现在的地位吗？
就全球的趋势而言，虽然文字对信息密度而言依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，图像取代文字已经是讨论多年的议题。杨洪涛相信，如果未来设备形态发生变化，“变成智能手表、变成智能眼镜了”，拼音可能就又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语言工具对于思维方式的塑造作用，会一直存在。
题图：unsplas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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